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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领导核心的权威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

日期:2019-10-12 浏览:41305作者:黄伟力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年第8期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党的执政地位及执政的内外环境所蕴含的挑战,决定中国共产党必须拥有高度权威。党的领导核心的权威与党中央权威具有内在统一性。如何有效地发挥党的领导核心对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关键性作用,如何规范党的领导核心与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关系,确保党的领导核心始终带领党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行,是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

【关键词】党的领导核心;权威;新时代;政治建设

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18ZDA00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黄伟力,大润发国际娱乐教授,博士生导师。



      党的十九大报告以“首要任务”的表述方式,凸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重点和核心要义,即“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而理解这一重大战略判断,包括提出这一判断的客观依据、问题指向,及其内含的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就非常重要和必要。


一、中国共产党必须是拥有高度权威的党

       任何政党最高领导机关的权威都是以整个党的权威为基础的。一个政党为什么需要权威?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需要权威?回答这些问题,是理解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为何要以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为首要任务的出发点。

      所谓权威是指使人信服、让人服从的力量和威望,是任何一个社会组织得以正常运作、成就事业不可或缺的要素,在现代社会尤其重要。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指出,现代资本主义衍生的社会关系有一种趋势,就是个人分散的独立活动日益为人们的联合活动所取代;在组织起来的联合活动中,人们相互依赖、相互协作,需要遵守某些共同规则,这就不能没有服从,不能没有权威。“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形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都是我们所必需的,而不管社会组织以及生产和产品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是怎样的。”恩格斯所说的“联合活动”,既指现代社会产品生产、流通等经济活动,也包括社会治理、社会革命等政治活动;“社会组织”,既指工厂企业、铁路航运等经济部门,也包括国家、政党等政治组织。它们都需要确立和拥有某种形式的权威。

      政党所需的权威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党组织对党员个人的权威、上级对下级的权威、中央领导机关对全党的权威,可称之为党内权威;二是党在社会民众的动员、组织和领导中所显现的权威,对执政党而言,就是在治国理政中的权威,可称之为党外权威。一般而言,政党是由具有相同奋斗目标或价值理念的人为实现特定社会集团或阶层的利益诉求而形成的政治组织,要借助一定的权力,包括国家政权,通过一系列大大小小的社会变革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或社会理想,因而,政党活动必定是具有高度组织性的联合活动。个人加入某一政党,意味着有义务参加党的活动、服从党的领导、遵从党的章程和纪律;党要成就自己的事业,也要对党员提出一定的要求,进行必要的约束,从而需要有相应的权威。此外,由于政党活动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和利益诉求,在存在着利益差别乃至对立社会集团的条件下,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不同社会集团间的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冲突有时还会表现得相当激烈。要在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实现既定目标,政党内部必须建立起强有力的组织体系和机制,实行集中统一领导,拥有各层级的权威、特别是党的中央领导机关的权威。

      一个政党不仅要有组织内的权威,而且还要建立党外权威。社会变革是浩大艰巨的系统工程,多数时候光凭政党的一己之力难以完成,因而必须动员和组织广大民众加入党所从事的社会变革事业,把可以团结和动员的社会力量聚集在党的周围,建立广泛的民众基础。这一基础越厚实,党的事业就越可能成功。培植民众基础首先要求党确定的奋斗目标及政治路线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契合大多数民众的愿望,同时也需要拥有使人民信服的力量,即权威。对执政党而言,如果没有党外权威,那就根本无法担当起治国理政的职能。依恩格斯的观点,在产生和需要权威的各种社会条件废除之前,无产阶级政党绝不能放弃权威。

      中国共产党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已是一个党员人数众多的超级大党,还是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掌握政权的执政党,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拥有高度的权威,包括党内权威和党外权威。就党内而言,中国共产党拥有8000多万党员,分布于不同地区、行业及组织,其价值理念、思想认识、利益诉求乃至行为方式等不可避免地会存在诸多差异,如果没有党内权威,就不可能有步调一致的行动。更现实的问题在于,40余年改革开放使社会生活各领域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革,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来自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考验,党内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包括政治方面的问题。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分析党内存在的问题时指出:“腐败问题是腐败问题,政治问题是政治问题,不能只讲腐败问题、不讲政治问题。干部在政治上出问题,对党的危害不亚于腐败问题,有的甚至比腐败问题更严重。”习近平将党内政治方面的问题概括为“七个有之”,即任人唯亲、排斥异己有之;团团伙伙、拉帮结派有之;匿名诬告、制造谣言有之;收买人心、拉动选票有之;封官许愿、弹冠相庆有之;自行其是、阳奉阴违有之;尾大不掉、妄议中央有之。党的十九大提出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并且以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其最切近的问题指向,就是这种严重侵蚀党的肌体健康和事业发展的政治生态。

      就党外而言,党的执政地位及执政的内外环境所蕴含的挑战,也需要中国共产党拥有高度权威。党的十九大报告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分的发展之间的茅盾。”这意味着,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紧迫课题。中国社会经济经过几十年高速增长出现了诸多不平衡现象,有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明显;有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农村发展水平总体落后于城市;有行业发展的不平衡,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呈停滞、萎缩之势,而金融业等虚拟经济则发展迅猛,等等。这些发展中呈现的不平衡现象直接影响人们的经济利益、社会地位及生活感受,如不能有效调控,会引发各种社会矛盾乃至社会动荡。我国社会发展的不充分突出表现在与世界发达国家的总体发展水平、特别是人均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距,远没有达到我们所拥有的自然、人力资源及历史文化根基和制度优势可以达到的高度。中国仍没有完全消灭贫困现象,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属于发展中国家,因而要实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在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中国绝不能按部就班地走常规发展之路,而必须运用现有的体制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以高于世界发达国家的速度谋求高质量的跨越式发展。这就是说,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阶段,执政党需要拥有强有力的协调和平衡社会各方利益的能力,需要拥有高效率调动各种可利用社会资源的手段,需要拥有对国家宏观经济发展和社会各领域协调发展的调控能力。因此,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政治权威只能加强,不可削弱。

      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外部环境看,结论同样如此。中国的迅速崛起具有世界意义,正在改变并将进一步改变全球政治格局。某些西方国家自认为受到了威胁,因而要竭力遏制中国发展,或者试图让这个东方大国改弦易辙,融入资本主义发展体系,这是今天某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基本战略思路。中美贸易摩擦加剧,欧美国家联手打压中国特定高科技企业,“台独”势力有恃无恐地挑战“九二共识”的底线,等等,都可以从中找到缘由。此外,中国还面临领土主权问题的挑战:日本对中国钓鱼岛实行所谓“国有化”,少数周边国家对南海部分岛屿公然提出领土要求……中国在新时代的发展或将面临更多的外部压力。严峻的宏观环境需要中华民族凝聚全民族的力量,统一全民族的意志,凝心聚力加速推进民族复兴大业,向世界发出坚定而明确的声音。在当今中国,除了中国共产党,没有哪一种政治力量或组织能够担当起这一历史重任。就此而言,确立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是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内在需要。

二、党的领导核心的权威与党中央权威具有内在统一性

      任何权威都有其承载主体,即拥有和行使权威的组织机构或代表人物,对一个政党而言同样如此。列宁曾说:“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里所说的“比较稳定的集团”即指党的领导机关。从列宁的论述可以看出,这样的集团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其组成人员“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大多是经过各种考验、有突出贡献的党内骨干成员;二是这一集团成员是经过选举产生并被委以“担任最重要的职务”的,也就是说,他们得到全党的信任和肯定,经过正式选举程序而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因此,这样的领导集团最有资格和能力代表党行使其所拥有的权威,而且其行使这种权威具有高度的合法性。

      中国共产党的权威主体首先是党中央,即党的中央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闭会期间则由其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行使其职权。《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央委员会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委员会执行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领导党的全部工作,对外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党章明确赋予党中央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领导党的全部工作、对外代表中国共产党。党中央作为全党的神经中枢和最高领导机关,要行使党章赋予的职责,必须拥有高度的权威。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虽各有其权利,但也都有义务服从党中央的领导、执行党中央的决议。简言之,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无论是党内权威还是党外权威,都要通过党中央来体现,由党中央来行使。

      党中央的权威内在地包含着其领导核心的权威。中央“领导核心”这一概念是由邓小平明确提出的,他说:“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党中央领导核心是一定历史时期党的领袖,是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领路人,通常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历史上也有例外,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并未担任党内最高领导职务。]党的领导核心既是党中央领导集体的一员,又是其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员;他的权威既包含在党中央权威之中,又是彰显和实现党中央权威的重要政治条件。由于领导核心所处的地位,他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对党内重大事务的决策、对党中央各项决议的执行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这种作用本身就附着、包含了权威,也必须以有效的权威为依托。中央领导核心身上还凝聚着全党的信任和重托,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全党意志,是党和党中央领导集体的代表,因而同时是全党的核心。就此而言,党的领导核心的权威不只是他个人的权威,也是党的权威、党中央领导集体权威的人格化象征。确立和维护中央领导核心的权威,对巩固党的团结统一、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对党的事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是党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邓小平曾结合党的历史指出了形成党中央领导集体及领导核心地位的重要性,他说:“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它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的实际领导地位,形成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这个领导集体是“成熟的”,懂得中国国情,掌握战争的规律,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因而不仅带领党和红军扭转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被动局面,更重要的是,结束了“左”、右倾错误路线在党内的统治,为党开辟了一条不断走向胜利的革命道路,由此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邓小平在谈到毛泽东的领导核心作用时说:“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毛泽东拥有的领导核心地位和威望,使中国共产党能够经受住各种风浪和考验,可以在危局中依然挺立不倒,保持顽强的自我修复能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党的十九大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肯定习近平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这两个方面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需要确立中央领导核心的地位和权威,因为领导核心的确立及权威的形成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不可缺少的政治前提;确立中央领导核心的地位和权威内在地包含于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要求中,是后者的题中应有之义。换言之,维护习近平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与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是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最根本的任务和最重要的内容。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重大课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突出党的政治建设对新时代党的建设的统领作用,突出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党的政治建设中的首要任务,而党中央的权威与党的领导核心的权威具有内在统一性。实现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首要任务的目标,必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如何最有效地发挥党的领导核心对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对领导党的事业的关键性作用?如何规范党的领导核心与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关系,确保党的领导核心始终带领党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行?这是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

      回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程,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曾遇到过以上问题。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建党理论,汲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努力把握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规律,根据自身发展面临的实际情况,不断深化对党的政治建设首要任务的认识,通过“完善和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从诸多方面进行着不懈的探索。

      一是以党内法规的形式明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与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关系,突出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特殊重要性。《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指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最重要的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最关键的是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与维护习近平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紧密联系在一起,并指明了“两个维护”的关键所在。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一个坚持”到《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提出“两个维护”,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首要任务的认识更加具体、完整,理论上更加明晰。

      二是在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作出制度性安排,规范党的领导核心与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关系、党的领导集体成员与党中央的关系,确保党的领导核心有效发挥对党中央和全党的领导作用。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即开会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要求中央政治局成员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主动将重大问题报请党中央研究,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并及时报告落实的重要进展;坚持每年向党中央和总书记书面述职;中央书记处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国务院党组、全国政协党组、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每年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报告工作。这一重大事项报告和年度书面述职制度,是保证党的领导核心发挥领导作用的机制,也是增强党中央领导集体“四个意识”的机制,同时还是党的领导核心汲取党中央领导集体智慧的途径。这一制度与中央政治局年度民主生活会制度相结合,体现了民主与集中的高度统一,对于确保党的领导核心始终带领党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行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通过面向全党的政治制度建设,将“两个维护”的政治要求传递至党的各个组织层级及全体党员和领导干部。中国共产党有8000多万党员,从中央到地方有多层级的组织体系,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和权威,不仅需要有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制度安排,还需要有自上而下各个组织层级的制度规范。2019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了各级党组织请示报告的主体、事项和方式,规定了党员和领导干部应当向党组织请示报告的事项,还明确了有关请示报告的监督和追责机制。《条例》覆盖全党各级组织和党员及领导干部个人,对于形成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政治局面具有切实的规范作用,也是在全党贯彻“两个维护”政治要求的制度化安排。《条例》“总则”指出,制定条例的宗旨是为“贯彻民主集中制,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全党团结统一和行动一致,确保党始终统揽全局、协调各方”。[参见《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4页。]

      四是在党和国家领导机构的改革中凸显“两个维护”的政治要求。如前所述,一个政党的权威包括党内权威和党外权威,作为执政党,必须在治国理政中全方位地确立和维护自身的权威。这就意味着,执政党要将其领导核心的权威、中央领导的权威从党内辐射至党外,辐射至党进行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和领域。2018年2月,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涵盖的改革机构包括党的领导机构、政府机构、党政军群机构、地方机构等。机构改革要遵循的第一原则就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面领导”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党对机构改革过程的全面领导,其二也是更重要的,是通过机构改革从制度上确保党对治国理政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为“完善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决定》提出五方面的制度设计要求,即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强化党组织在同级组织中的领导地位、更好发挥党的职能部门作用、统筹设置党政机构、推进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这五方面的制度安排,内外、纵横交错,民主与集中相结合,将建构起确保党的全面领导、充分体现“两个维护”政治要求的制度体系。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循着“两个维护”的政治要求,扎实、有序地向前推进,全党“四个意识”更为增强,政治生态显著改善,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趋于完善。党的政治建设取得的进展,使党的领导核心的地位和权威在全党愈益巩固,还为解决如何最有效地发挥党的领导核心对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关键性作用、如何确保党的领导核心始终带领党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行这些深层次问题积累着经验。中国共产党围绕“两个维护”而展开的政治建设,对新时代党的全面建设,包括思想、组织、作风和纪律建设起着统领作用;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视角看,也将为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提供镜鉴和政治智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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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以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各项决策部署情况为主题进行对照检查[N].人民日报,2017-12-27.

[9]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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